十九世紀的法國正處于拿破侖帝國的后期過渡與七月王朝初期的時期，這是最好的時代，有風光的外省城鎮、保皇貴族的沙龍，有六月起義的街壘和大學生們聚居的拉丁區；這也是最壞的時代，有橫尸遍野的戰場、破舊敗落的平民窟，有骯臟的下水道、陰暗孤寂的修女院。

　　《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在法文中譯為“受苦的人們”。無論是一生痛苦悲慘的冉 · 阿讓、含恨而死的芳汀或從小便備受人間痛苦摧殘并失去童年快樂的珂賽特，都是資本主義法律的受難者。冉 · 阿讓僅僅因為饑餓而為姐姐的孩子們偷了一塊面包，便被判了十九年的苦役。在被釋放之后，即使他成為了一位樂善好施的市長，也因為曾經是苦役犯而被沙威探長追鋪，一生都不得不逃亡。

　　但作為資本主義法律的代表人物，冉 · 阿讓的追捕者，有著一顆“木頭的心”的沙威并沒有因“施難者”的位置而避免他的苦難。

　　作為法律維護者，沙威理應鐵面無私地將冉 · 阿讓作為苦役犯逮捕入獄，可他因為人性中尚未泯滅的善良而違背了自己應盡的職責，也許沙威因為“個人動機”而犧牲職責。但這是他“忠于良心”，以資本主義法律的角度來看，“善良便是懦弱，理想應當只求無可指責”，但若以人道主義的立場來講，這次“出軌”卻可以計入他上天堂的善舉。

　　他是“正義”與仁愛斗爭的犧牲品，他的選擇死亡是因為他的價值觀的崩塌。在極度的困惑中，他選擇了在絕望的孤獨中離開人世，沙威的死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悲劇。

　　我并不能斷言沙威究竟是一個好人或是一個惡人，他是一個惡貫滿盈的好人，也是一個忠于職守的惡人。